黄四娘是杜甫诗中的人物，杜甫在《江畔独步寻花·其六》中写道：“黄四娘家花满蹊，千朵万朵压枝低。留连戏蝶时时舞，自在娇莺恰恰啼。”杜甫诗歌细大不捐，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：一方面，杜甫在战乱中颠沛流离，诗歌再现了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，具有“史”的价值；另一方面，杜甫栖息草堂时期生活较为安定，也有闲适性的写景咏物和琐事成吟之作，因此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黄四娘才得以进入其视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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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甫诗歌光焰万丈，尽得古今之体势，可谓唐代诗歌的集大成者。在许多人看来，黄四娘进入杜甫诗中，可谓附骥而不朽。后人辑录的《东坡诗话》“书子美黄四娘诗”条中便记载了苏轼对黄四娘的评价：“此诗虽不甚佳，可以见子美清狂野逸之态，故仆喜书之。昔齐鲁有大臣，史失其名；黄四娘独何人哉，而托此诗以不朽，可以使览者一笑。”南宋文人胡仔在《渔隐丛话》中也指出：“黄四娘者独何人哉？因托此诗，以得不朽，世间幸不幸类如此。”古来富贵而名磨灭者不可胜计，黄四娘作为一介草根女子，凭借杜诗而名传后世，所以苏轼和胡仔认为她无疑是幸运的。

然而，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，明代文人倪谦便写道：“萧瑟西风送晚凉，千山摇落寄他乡。烽烟时警深边戍，燐火宵明古战场。蝶梦悠扬云杳杳，萍踪飘泊海茫茫。久知身后名无用，莫羡杜陵黄四娘。”在倪谦看来，人死便一了百了，所以即使杜甫诗歌写到了黄四娘也不值得羡慕。当然，倪谦这首诗意味颇为复杂，既有轻视虚名的豁达，也有人生如梦的消极，“黄四娘”只是其中的一个符号。

清代文人赵冀认为，杜甫沉沦不遇，不知富贵为何物，突然面对花花世界，难免倍感新奇。他在《瓯北诗话》中论及杜甫时说：“书生穷眼，偶值声伎之宴，辄不禁见之吟咏，而力为铺张。”在赵冀所举的诸多例子中，就包含杜甫《江畔独步寻花·其六》这一首，他说：“至黄四娘家，则云‘黄四娘家花满蹊，千朵万朵压枝低’，皆不免有过望之喜，而其诗究亦不工。”这首诗艺术上工不工固然可以商榷，但是赵冀对杜甫创作动机的评价有一种得意人看失意人的傲慢，明显有失厚道。

黄四娘因为进入杜甫诗歌便为后人知悉，这一佳话极具典型性，以至黄四娘成为一个幸运者的“共名”符号，常常为后人所道及。苏轼曾在一首记载去林氏媪家中观花的诗中写道：“缥蒂缃枝出绛房，绿阴青子送春忙。涓涓泣露紫含笑，焰焰烧空红佛桑。落日孤烟知客恨，短篱破屋为谁香。主人白发青裙袂，子美诗中黄四娘。”林氏媪与黄四娘都拥有万紫千红的满园春色，苏轼想象生活于唐代的黄四娘年龄和装束就像眼前的林氏媪一样，因而把林氏媪比作杜甫笔下的黄四娘。

吴曾在《能改斋词话》“欧梅二妓诗”条中说：“人之幸不幸，欧、梅偶见录于豫章，遂为不朽之传，与杜诗黄四娘何异。”所谓“欧梅”，指的是当涂两名官妓；所谓“豫章”，指的是诗人黄庭坚。黄庭坚曾有诗道：“欧靓腰支柳一涡，大梅催拍小梅歌。舞余片片梨花雨，奈此当涂风月何。”此外，白居易曾为杭州名妓吴二娘写下“吴娘暮雨萧萧曲，自别江南更不闻”的诗句，明代杨慎在《升庵诗话》中说：“吴二娘亦杜公之黄四娘也，聊表出之。”

人以文传，被视为黄四娘的，除了女性其实还有男性。惠洪《冷斋夜话》“东坡留戒公疏”条中说：“戒公甚类杜子美黄四娘耳，东坡妙观逸想，托之以为此文，遂与百世俱传也。”戒公不但是男性，而且是大德高僧，苏轼为他写了一篇文章，使之名传后世，在惠洪看来就颇有点像杜甫笔下的黄四娘了。由此可见，黄四娘已经超越性别界限，成为一类人物的“共名”。

没世而名不称是世人普遍的遗憾，聊堪慰藉的是文章乃不朽之盛事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也可能因为偶然的机缘，假他人言辞而为后人所知。除了杜甫笔下的黄四娘，李白笔下的汪伦和斛斯、王昌龄笔下的辛渐、贾岛笔下的李凝等都是如此。

一些杜诗评注者从作品影响的角度进行解读，只能看到小人物附骥的幸运，虽有道理但尚显不够，还应该从创作动机的角度进行分析才更全面。作家在文本中呈现什么或屏蔽什么，其实都是经过精心剪裁的，可以说文本中出现的任何文字都是“有意味的形式”，对于高度凝练、惜墨如金的诗歌而言，无疑更是如此。杜甫诗中黄四娘这一名字的出现，背后传达的是作者平等看待小人物的眼光、平等对待小人物的襟怀——这其实也是一些诗歌评论家没有意识到的。

（作者单位系贵州财经大学）

《中国教师报》2023年04月19日第16版

作者：朱美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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